“永遇樂”是宋代的詞牌名，也是王祥夫老師的畫展的名字。

王老師的這次畫展在恭王府舉辦，恭王府是北京著名的古老的王府，王府里有著名的西府海棠，花開時節，一派錦繡。

第一次見到王先生便是在恭王府。那天北京真是很熱，且因剛剛下過雨，又很潮濕，王府中后花園里一片蟬鳴，簡直是震耳欲聾。

因為游人多，我在游人里擠來擠去，幾乎是一路小跑來到了安善堂。因為是第一次和王先生見面，又因為遲到，我有點害羞，一進展廳就忙著看畫。剛看幾幅，遠遠看見一個黑墨鏡戴著帽子的中年人走來，步速不快，走起來卻十分有氣場，是王先生。

王先生也已經看見了我們。他對我們說：“天太熱了，我們到外面坐會兒。”于是我們到外面長廊聊天，準確地說，是我在聽他和其他朋友聊天。

說話間天色漸晚，我們便去了附近飯店。吃飯間， 我只看王先生，看他吃菜喝酒。王先生可以說是酒豪，兩杯白酒下肚，本來就紅的臉，更紅潤了，連鼻尖都紅了起來。我想他要是生起氣來，表情會像《紅胡子》里的三船敏郎，瞪著眼睛。但是王先生平時脾氣很好，而他那天的心情就更好。

席間，我們挨著坐，因為我自幼學畫，后來大學改學電影，大家一邊說話一邊喝酒一邊聊文學，我不怎么敢插話，于是我只好聊自以為比較擅長的電影。我們從國內當下的電影聊到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從《紅高粱》聊到《都靈之馬》，我驚奇地發現王祥夫先生的電影修養高深，讓自詡學了十幾年電影的我汗顏。

看畫，品茶喝酒，真是相見歡，相見恨晚。酒逢知己，我們便都喝了不少，但是誰都沒醉，帶著些許酒意，我們來到王先生住處，向他求字。賓館無筆墨，于是我開始翻弄自己的書包，找出一支方便毛筆來，王先生眼尖，看見我書包里鼓鼓囊囊一堆東西：“你書包里都帶了什么？”

于是我把書包里的東西一樣一樣掏出來。一個塑料鉛筆盒，里面有英雄鋼筆一支、紅色水彩筆一支、自動鉛筆一支、印章一枚、削筆刀一把、鉛筆若干，筆記本電腦一臺、皮質手賬本兩本，其中一本夾了一支毛筆，另一本夾了護照，兩本都是鼓鼓囊囊的，感覺本子要從皮套里掙脫出來。那天恰好帶了兩本書，一本厚得像字典的《古樂之美》，另一本是《悲劇的誕生》，尼采的書里還夾了一個鍍銅的書簽，書簽的一半露在外頭。

我把這些東西掏出來，一一擺在桌上，

王先生忽然笑起來：“這是我看過的裝備最全的，太有意思了！我要寫一篇小說，就叫《馬上》。”

我當時想，我在王先生筆下又會是什么模樣呢？

王祥夫先生屬于那種入世很深作家，他的作品似乎都是入世的，他經常畫的也往往是生活常見之物：蘿卜、鱸魚、青筍，但他的畫意又是超脫的，出世的。在大家都在紛紛做加法的時候，他似乎在忙著做減法，他的畫作和他的短篇小說一樣，總是用筆墨很少，是寥寥幾筆，卻禪意無窮。借用南懷瑾大師的話說，應該是： “三千年讀史，不外功名利祿；九萬里悟道，終歸詩酒田園。”

我是學畫的，又喜歡文學，恭王府看他的畫，我真是高興，后來又讀他的小說，還是高興，后來，我們竟然很長時間沒見面，但一直靠文字往來。我寫小說，往往想著電影，我做電影，往往又想著小說。好像是，做了很多漫無目的的事情，讀了很多看起來無用的書，但是現在看起來，所有走過的路都不是徒勞，而讀過的每一本書都不是無用的。我把打印出來的小說初稿拿給王先生看，王祥夫先生竟然是我的第一個讀者，他說我的小說是“正如你自己說，細節少了一些。總體說，風格是新的”。王先生這么說，我高興，也清楚他是在鼓勵我。

我經常想，也許是今年，或許是明年，我們再去恭王府那里坐坐，喝喝茶，在海棠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