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生于1892年，卒于1978年，出生在四川省樂山縣沙灣鎮。幼年誦讀《詩經》、《唐詩三百首》、《千家詩》、《詩品》等書，培育了他最早對詩歌的興趣。

清朝政府開始進行一些表面的改革以后，他也偶爾有機會接觸一些介紹世界大勢和民主啟蒙的書刊，開拓了胸襟和眼界。在小學和中學時代，郭沫若對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如《莊子》、《楚辭》、《史記》、《文選》等，作了較廣泛的涉獵，并閱讀了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論文章和林紓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由于受到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迪和影響，不滿黑暗腐敗的學校教育，起來反對，3次遭到校方斥退，初步顯示出他的叛逆的性格。辛亥革命雖曾給他以短暫興奮，但政局的混亂不久便為他帶來失望和苦悶，使他產生了離開四川向廣闊的世界“奮飛”的愿望。

1913年底，郭沫若離國經過朝鮮于第二年年初抵達日本，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1915年升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3年畢業后入福岡九洲帝國大學醫科。他選擇醫學是想拿它“來作為對于國家社會的切實貢獻”。在日本的生活，使他感受到軍國主義的壓迫和欺凌。1915年，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提出21條不平等條約，郭沫若懷著“沖冠有怒與天齊”的愛國義憤，一度回到上海。

在日本前4年的學習里，他閱讀了不少著名的外國文學作品，從泰戈爾、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里汲取了多方面的滋養。因為接近泰戈爾、歌德的作品以及荷蘭哲學家斯賓諾沙的著作，又使他受到了泛神論思想的影響。當然，作為一個受過近代科學教育的人，不可能真正相信“神”的存在，他自己就明白地表示過：“泛神便是無神。”他的“有些泛神論的傾向”，一方面是因為泛神論思想跟他當時蔑視偶像權威、表現自我、張揚個性的精神大體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為泛神論所提供的“物我無間”的境界，適合于詩人馳騁自己豐富的藝術想象力，把宇宙萬物擬人化、詩化，視之為有生命的抒情對象。郭沫若之所以贊同“詩人的宇宙觀以泛神論為最適宜”這種很不確切的說法，原因也在這里。

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給了青年郭沫若以極大的鼓舞。當時流行于日本的歐洲各種新思潮，也使他產生廣泛的興趣。他懷著改造社會的朦朧思想和振興民族的飽滿熱情，開始文學活動。還同留日的部分愛國學生一起組織夏社，從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工作。1919年2、3月間，郭沫若寫了具有愛國思想的小說《牧羊哀話》。不久，他的新詩開始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宗白華編輯）上發表。從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詩歌創作最旺盛的時期。1921年詩集《女神》出版，不僅確立了郭沫若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時也為中國新詩開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和廣闊的天地。

1921年7月創造社組成，郭沫若是它的發起人和主要的成員。1921、1922這兩年中，郭沫若曾3次回國。國內的黑暗現實，使他對“五四”后祖國棄舊圖新的美麗憧憬，以及希望通過個人努力以達到社會進取的愿望，陡然歸于破滅；向來為詩人所贊美的大自然，也一變而為寄托其滿懷抑郁和無邊寂寞的所在。詩集《星空》中那些含著“深沉的苦悶”、借抒寫自然以求解脫的詩篇，就是這種思想情緒的明顯的反映。

1923年，郭沫若從日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后回國。繼《創造》季刊之后，與郁達夫、成仿吾等合辦《創造周報》和《創造日》，經常在這些刊物上發表作品。這是前期創造社活動的極盛時期。在這一時期內，郭沫若的政治思想有了較大的變化和發展。由于受到“二七”運動以后革命形勢的激發，他從憂傷和痛苦中奮起。雖然還沒有完全擺脫個性主義的影響，時而流露著用個人的自覺力量擊退傳統的重壓，以爭取社會解放的思想；然而詩人的敏感卻又使他開始看到“私產制度的束縛”，不僅高呼“反抗資本主義的毒龍”，并且指出“唯物史觀的見解”是“解決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世界不到經濟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階級的嗎啡、椰子酒。”這種認識自然還不免有點籠統，卻也成為可貴的思想因素出現在創作實踐里。從那時起，《星空》里那種對自然的抒寫消失了，而在《女神》中已表現出來的對工農的贊美則顯得更為熱烈。作者聲稱自己不再迷戀“矛盾萬端的自然”的“冷臉”，卻愿意去“緊握”勞苦人民“伸著的手兒”。作為詩人心靈的寫照，《前茅》便是這一變化的鮮明記錄。

1924年，《創造》季刊和《創造周報》相繼停刊，創造社的幾個主要作家如郁達夫、成仿吾均先后離散，創造社前期的活動到此告一段落。郭沫若因為刊物在出版上受到挫折，個人生活又十分窘迫，在思想上產生了一種“進退維谷的苦悶”。這年4月赴日本，通過翻譯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使他稍有系統地接觸和認識了馬克思主義。盡管這本書有較大缺陷，但在郭沫若思想發展的歷程上，的確起過重要的作用。他自己說：“這本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個轉換時期，把我從半眠狀態里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彷徨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過去，郭沫若只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懷著茫然的憎恨，而這本書卻使他“認識了資本主義之內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歷史的蟬變”，“深信社會生活向共產制度之進行，如百川之朝宗于海，這是必然的路徑。”也就在同一年，郭沫若曾赴宜興調查齊盧之戰的戰跡。軍閥混戰的罪惡，人民生活的苦難，使他對充滿階級矛盾的現實有了更深切的認識。

1925年的“五卅”運動標志著革命高潮的到來。這時的郭沫若，在大革命形勢的鼓舞和教育下，世界觀包括文藝觀都有很大的變化。他進一步批判了個性主義。1925年底在《文藝論集》的序文里說：“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佞妄。”他還指出：“要發展個性，大家應得同樣地發展個性。要生活自由，大家應得同樣的生活自由。”在對國家主義派的斗爭中，他在《洪水》半月刊上陸續發表了《窮漢的窮談》、《共產與共管》、《新國家的創造》等一系列具有強烈的革命傾向和鮮明的階級觀點的文章，有力地回擊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歪曲和誣蔑，揭露了他們“在舊式的國家制度之下主張富國強兵以圖少數特權階級的繁榮”的反動實質，主張“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建設公產制度的新國家，以求達到全人類的物質上與精神上的自由解放”。

郭沫若于1926年3月赴廣州，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在離滬前后寫了《文藝家的覺悟》、《革命與文學》等文，表明他的文藝思想又有新的發展。他在文章里，運用階級觀點，根據文學和革命的關系和文學的社會作用，以正面申說的方式批判了文藝的無目的論和非功利主義的傾向。同時，《革命與文學》一文還以“表同情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的定義，提出了革命文學的實際內容。《文藝家的覺悟》一文中也認定：“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盡管這兩篇文章還有早期革命文學理論所難以避免的那些簡單、籠統的缺點，但它們代表了一部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在大革命浪潮推動下的覺醒和進步。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郭沫若投入了戰爭的洪流，先后擔任北伐革命軍政治部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當蔣介石叛變革命、殺害革命群眾的時候，他在武漢《中央日報》上發表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蔣介石的罪行。指出蔣介石是“一個比吳佩革、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兇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同年，他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在起義軍南下途中參加中國共產黨。起義軍在廣東失敗后，郭沫若經由香港回到上海，寫詩集《恢復》，以“狂暴的音樂”、“鞺韃的鼙鼓”回答了蔣介石的血腥屠殺。當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上海掀起的時候，郭沫若是它的積極的參加者和支持者。

1928年以后，郭沫若在日本度過了10年的流亡生活。在這期間，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中國的古文字學和古代社會歷史，論證了中國奴隸社會的存在，有力地駁斥了所謂“唯物史觀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謬論，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績。他還對“左聯”東京分盟的活動作了積極的支持。此外，寫了自傳《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創造十年》、《北伐途次》等。對于這“海外十年”，周恩來曾指出：這是郭沫若在革命退潮時“保持活力，埋頭研究，補充自己，也就是為革命作了新的貢獻，準備了新的力量”的十年。

抗日戰爭爆發，郭沫若“別婦拋雛”，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并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擔任了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負責有關抗戰的文化宣傳工作。在文藝創作方面，寫了《戰聲》、《蜩螗集》等詩集及屈原、虎符等多部歷史劇。抗戰勝利后，郭沫若堅持了反內戰、爭民主的斗爭，勇敢地站在運動的前列，創作上也不斷地取得新的收獲。

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除了繼續不倦地進行文學活動外，還長期擔負著繁重的黨和國家的事務，從事科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領導工作，為祖國為人民為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新的貢獻。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逝世。他不僅是現代中國杰出的詩人、作家和戲劇家，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他是繼魯迅之后，中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